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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已漢長城為例，分析了保護規劃審批與城市總規審批過程中的異同之處，同時研究了在保護規劃審批的過程中，除了對土地使用性質及容積率的關注外，審批專家們更關注于規劃是否對遺產價值的構成要素進行了絕對的保護，是否保護了遺址的真實性和完整性的展現。...

文化遺產保護規劃審批過程中相關問題研究

李曄

（西安市規劃局  710082 西安）

    西安是中國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建城已有3100多年。豐厚的歷史積淀為西安留下了大量文化遺產。在西安市10108平方公里地上或地下，隱藏有314處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國家和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4處），古遺址、陵寢4000多處，出土文物12余萬件。現在西安市的城市中心疊壓于唐長安城之上，“棋盤路網，軸線突出”的城市格局也是在唐城格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西安市2004——2020城市總體規劃》重新確定了城市的定位是保持古城面貌，建設具有活力的現代城市。通過 “彰顯唐長安城的宏大規模，保持明清西安的嚴整格局，保護周秦漢唐的重大遺址”，進一步加大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力度。

    為了對遺址實施有效保護和可持續性的利用，國家文物局要求在“十一五”期間對100處大遺址編制保護規劃。規劃除了需要經過專業管理部門文物機關的審批外，還需要得到遺產地規劃部門和當地政府的批準和許可。西安作為大遺址的集中區域，漢長安城、唐長安城、杜陵遺址等保護規劃編制完成后，不但經過了業務主管部門國家文物局的審批，同時也得到了行政主管部門陜西省人民政府及西安市規劃部門的批準。

    通過參與多次文化遺產規劃審批工作，筆者認為文化遺產保護規劃與城市規劃的審批具有一定的異同：

    其一，從審批過程關注焦點來看都與土地的性質及用途相關。但兩者的評定標準不同，城市建設規劃是以土地用地性質是否與《土地用地總體規劃》相符合為評定標準。而文化遺產保護規劃則是以是否以利于文化遺產保護為主要標準。除此之外，城市建設規劃的用地性質很難改變或修改，而鑒于文化遺產的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用地性質可依據保護要求進行修改。

    其二，從審批過程關注的重點來看，容積率都是爭論的焦點。城市規劃和文化遺產保護規劃，其容積率都是隨著用地性質的不同而不同。但在城市規劃的過程中，由于土地資源有限，規劃方都想通過增加容積率的方式，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但在保護規劃中，遺址保護范圍內基本屬于禁建區，除了要拆除遺址保護范圍內與遺址保護無關的各類建筑外，幾乎禁止新建任何建筑，因此，保護范圍內幾乎沒有容積率的爭論。但是，遺址的建設控制地帶是可建設控制區域，控制地帶內的容積率成為爭論的焦點。一方面，由于遺產保護和景觀的要求，規劃中對建設控制地帶內的容積率往往規定的較低。另一方面，在地區性詳規中，區域的容積率早已確定，而保護規劃中的容積率一定比它低。同時，由于遺址的保護和綠化，使遺址成為環境優化區，開發商希望通過在遺址周邊建設高密度的居民區已獲取經濟利益。這兩種矛盾之下，建設控制地帶內的容積率往往就成為規劃審批過程中的焦點問題。

    文化遺產保護規劃審批過程中除了要關注以上兩點外，更重要的是保護規劃對文化遺產“真實性”的保護問題。

    “真實性”是遺址保護規劃制定的基礎。無論是街區的保護，還是考古遺址的保護，其規劃全部為限制性的規劃。即在確保遺址安全的前提下，限制在遺址區內興建任何與遺址展示和保護無關的項目，以確保遺址的“真實性”。遺址的真實性應從材料、內容、形式等多個方面予以分析和判斷。除了遺址本體的真實性外，還要包括遺址所處歷史環境的“真實性”。遺址本體的“真實性”很容易確定，因為它是物質的東西，是確定的，當遺址被發掘出來時，它便是真實的。

    由于我國古代建筑多為土木結構的建筑，經過風吹雨打，建筑上部多已損毀，只留下建筑的下部基址，這便是保護的對象土遺址。雖然土遺址蘊涵著大量的歷史信息，但這些信息只有專業人員才能解讀，土遺址的可讀性便成為土遺址展示和利用的最大問題。

    為了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國多采用重建的方式恢復上部的宏偉建筑，解讀古代遺產。但是，對于重建國際上有著嚴格的限制，重建是指對于分開、受破壞的元素或其中一部分實施工作重建的。重建必須以考古和精確的建筑文獻記載為基礎 。而我國的重建建筑多利用現代材料，違反了《威尼斯憲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規定。因此，在規劃審批過程中，能否實現重建是能否確保文化遺產真實性的關鍵。

    除了遺址本體的不能重建外，也應保護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真實性。我們應該明確遺址周邊環境是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體現遺址價值的重要要素。環境包括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當建筑物或構筑物成為遺址的時候，它所處的環境，無論是人文環境還是自然環境都已經發生了改變。經過上百年或者上千年，有些人文環境的要素可能以非物質的形式流傳下來，有的可能已經徹底的毀滅，無法找尋其蹤跡。而自然環境呢，或多或少的都會發生變化，而我們又無法確定哪些要素變了，哪些要素沒有變。

    可是當提出需要恢復歷史環境時，我們不得不考慮什么樣的環境（setting）是我們需要保護的。《西安宣言》中提到要保護歷史環境，而不是恢復歷史環境，更不能依據文獻記載去創造一個所謂的歷史環境。雖然現在的規劃是在依據歷史文件的基礎上設計了，可是或多或少都加入了設計者自己的思想，都是在原有基礎上的創造。實際上，遺址周邊現存環境也可以稱之為遺址的歷史環境。因為它也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它也體現了歷史發展的脈絡，即便這些脈絡是近現代人無序添加的，但也反映了歷史的發展過程，需要予以保護。

    吳良鏞教授曾提過“歷史城市的結構，更像是一件生活中永遠在使用的繡花衣裳，破舊了需要順其原有的紋理加以織補……，這樣，隨時間推進，它即使已成為‘百衲衣’，但還應是一件藝術品，仍蘊有美 。我們可以把明清時期形成的街道機理認為是衣服，而建筑則是衣服上的繡花。而現在的安居巷，60%以上的建筑都是80年代以后建的二層或三層建筑，而建筑并沒有“順”原有的紋理加以修補，而是見縫插針，將明清時期形成的街區肌理完全填滿，形成了現在的街區格局。嚴格來講，除了部分破損的繡花依然保留外，現在“百衲衣”的樣式已經和“繡花衣”完全不同。如果說現在想通過在“百衲衣”重新添加一些顏料而恢復到原有“繡花衣”的樣式，恐怕是不太現實的事情了。因此，從規劃的角度講，如果不能將新添入的80年代的建筑全部拆除，而是保留現在的街區肌理。那么，對這些機理外形改造是沒有必要的，這樣做更本無法恢復原有的街區形制。只需保護、修復現有的保護建筑，讓它們以更好的狀態維持下去即可。

    例如，面積為36平方公里的漢長安城遺址，遺址區內現有居民5萬多人，這些居民在遺址區內生活，已成為遺址背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誠然，為了有效的保護和利用遺址，疊壓于遺址本體之上的居民必須實施搬遷，但對于未疊壓于遺址之上的居民，是否有必要將他們全部遷出，改變遺址所處的環境，創造一個所謂的“歷史環境”就有助于保持遺址的“真實性”呢，恐怕事實未必如此。

    因此，對于一個遺址而言，它被發掘出來時候所處的環境便是它的“真實”環境，即便周圍高樓林立，也是在它被埋葬后歷史發展軌跡的證明。當我們為了協調遺址景觀，規劃拆除這些建筑物或構筑物、“退房為草”的時候，我們在不經意中破壞遺址的歷史環境，割斷了遺址發展的歷史軌跡。

    總之，在對文化遺產保護規劃進行審批的時候，我們需要從土地、容積率和遺址“真實性”保護這三個方面入手，分析保護規劃實施的可行性，從而確保遺產保護規劃的有效落實和實施。

參考文獻：

1、王珊，何劍民《試論規劃審批中的容積率管理[J]》國土資源導刊，2006（1）：48-50；

2、菲爾登•貝納德 《世界文化遺產地管理指南[M]》 同濟大學出版社，2008：76；

3、張松、王駿《我們的遺產•我們的未來——關于城市遺產保護的探索與思考》同濟大學出版社，2008年。

(本文來源：陜西省土木建筑學會  文徑網絡：文徑 尹維維 編輯  劉真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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