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土木建筑網首頁 > 新聞資訊 > 活動資訊 > 建筑文博界專家對話20世紀遺產 哪些時代城市印跡值得書寫

摘要：20世紀與當代城市建筑包含豐富的大事件，它圍繞國內外城市與建筑活動及重要人物展開。2022年7月18日，“20世紀與當代遺產：事件+建筑+人”建筑師茶座由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筑遺產委員會、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葉依謙工作室、《中國建筑文化遺產》《建筑評論》“兩刊”編輯部聯合主辦承辦。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馬國馨等十多位建筑文博界專家學者現場與會，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中國建筑西北設計研究院總建筑師趙元超等十余位京外專家在線參會。...

20世紀與當代城市建筑包含豐富的大事件，它圍繞國內外城市與建筑活動及重要人物展開。2022年7月18日，“20世紀與當代遺產：事件+建筑+人”建筑師茶座由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筑遺產委員會、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葉依謙工作室、《中國建筑文化遺產》《建筑評論》“兩刊”編輯部聯合主辦承辦。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馬國馨等十多位建筑文博界專家學者現場與會，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中國建筑西北設計研究院總建筑師趙元超等十余位京外專家在線參會。

會議期間有兩本極具“口述”與“事件”研究價值的圖書發布：一是李東曄博士采訪整理的《予知識以殿堂：國家圖書館館舍建設（1975-1987）口述史》；二是曹汛（1935-2021）著《林徽音先生年譜》一書，由曹汛之子曹洪舟先生向與會專家贈送。活動由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執行總建筑師、中國建筑學會建筑師分會秘書長葉依謙，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筑遺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秘書長、中國建筑學會建筑評論學術委員會副理事長、《中國建筑文化遺產》《建筑評論》“兩刊”總編輯金磊聯合主持。

歡迎院內外，線上線下建筑文博學人參加今天意義非凡的研討，我很同意會議邀請函的兩個定位：其一，無論是建筑師與文博學人理性視野的需要，還是有事件思想融滲與拓展的需要，都顯得十分必要；其二，事件研究必將給建筑學人們更深的觀察視角，使大量看似無關的城市社會生活與遺產發展觀作拐點般提升，并會賦予建筑創作與城市設計有張力的新哲思。作為建筑師我倡言，要使設計有創新不可忘記傳承，建筑師的歷史敬畏觀是創作所需要的，今天的“茶座”是一次有價值的文化“言說”。

今天“沙龍”活動的意圖，關鍵詞是置于20世紀與當代遺產背景下的“事件、建筑與人”。在疫情下舉辦這個小型活動，它緣于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李東曄博士的啟發。事件需要回眸，特別離不開有記錄及有省思歸納的研究。而20世紀遺產提供的大舞臺就是最好的機遇。今天與會的馬國馨院士就是中國第一位積極倡導研究20世紀現代建筑經典的“先行者”，他為此開創的“事件”是：2004年他代表中國建筑學會建筑師分會向國際建協提交了《20世紀中國建筑遺產的清單》，其中有20世紀中國建筑經典22項。如果說，1999年吳良鏞院士的《北京憲章》提醒各國建筑師面向21世紀，要及時總結20世紀的建筑精神，那么，馬院士的工作更是一種持續的開拓。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單霽翔在提及20世紀遺產，總要講述馬國馨院士的貢獻，也恰恰為此，八年前的2014年在故宮博物院敬勝齋成立了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筑遺產委員會。

“20世紀與當代遺產”這個詞，體現了我們對遺產時間的新理解。如果說中國20世紀建筑遺產是一個文化國家需要努力踐行的“大事”，那么在過去的歲月中我們確踐行了豐富的學術“印跡”，不少看似平凡的“建筑、事件與人”的故事，都有催枯拉朽的力量，它們以追求“真實”成為時代的驕傲。

講到20世紀遺產，我們知道除了研究建筑本身，對人和事也要特別關心，“搶救”發生在建筑背后的“故事”是很急迫的，要盡快梳理出來，20世紀委員會面臨大量的工作。

目前對人物的研究多為傳記，抑或是對文學文化界、老科學家的資料整理。過去常把傳記歸為文學作品，文學成分相當多，有時不是特別客觀。近年來發生了很重要的改變，就是將傳記劃分到歷史學的一部分。從歷史上看，國外早在17、18世紀就出過傳記，比如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過《牛津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此后這種文化現象遍布了歐美各國。

年譜以譜主為中心，以年月日為經緯，全面載述譜主的一生。在中國，宋朝職業史官為記錄皇帝言行的檔案稱為《起居注》，就有年譜的概念。資料表述，從宋朝起到現在大概有7000種。所以，曹汛先生的這本《林徽音先生年譜》很珍貴的一點是因為目前業界做建筑師或者建筑人的年譜不多，做大事記比較多。

梁啟超曾說，做史學工作的人要把最基本的東西掌握，特別要重視年譜的價值。學界做這類工作的人還不是很多，因為要參考不同種類的資料，從書信、書法、繪畫、照片，再到對當事人的采訪。日記也是重要的資料，需要一定程度的校勘，因為有些日記不是給自己看的，多有美化的嫌疑，為尊者諱的事也很多。相較之下，做年譜實屬不易，《林徽音先生年譜》頗有價值。

談到經典建筑，這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我們中建西北院的黃克武、王覺先生曾參與了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設計，但很可惜這兩位先生都去世了，所以能夠及時把建筑背后的人和事挖掘出來太必要了。

最近在梳理設計創作體會中，我也聯想到作為建筑師的辛酸，愿與大家分享。我們用8年時間設計完成了陜西省圖書館，原計劃舉行一個很隆重的開館儀式，但由于疫情原因最后縮減至65人的規模。遺憾的是，我作為這個項目的總建筑師未能出席開館儀式。聯想到巴黎埃菲爾鐵塔建成時，主建筑師居斯塔夫·埃菲爾主持并陪同時任法國總理皮埃爾·提拉爾出席了落成儀式。所以，我尤其認為邀請建筑師參加開館儀式不僅是對建筑師的尊重，更應成為一個制度。

今年是中建西北院成立70周年，回想起五十年代初，西安百廢待興，中國156個項目中就有17個落地西安，吸引了大批優秀的建筑師在西安“安營扎寨”，比如像中國第一代建筑師董大酉，他曾提出“中國固有式建筑”。此后，洪青、張錦秋的設計作品與墨菲、董大酉都有所交集。這四位建筑師都真心把現代建筑創作與中國傳統融合在一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董大酉在西安工作了兩年多，洪青從上海到西安，在西安工作了20余年，諸多作品被評為20世紀中國建筑遺產。張錦秋院士在西安深耕了50多年。他們三位都對中國固有建筑有熱愛，把東方傳統建筑的形式、現代功能以及適應性的研究融匯在一起，為西安城市風貌奠定了基調。

近期，我在讀《筑業中國：1914—1935亨利·墨菲在華二十年》，這本書是從外國人的視角來看待東方建筑，探討如何能讓東方建筑進行一些適應性的轉化。我在想墨菲在中國的建筑創作至今也有百年，那么從墨菲到董大酉、洪青，再到張錦秋經歷了怎樣的創作過程？張錦秋是真心的是想把傳統建筑與現當代設計相結合，但是它是從一個中國建筑師的立場來看到我們的東方文化。我在想，中國建筑的現代化它是一個持續了百年的探索，它是一個與城市發展緊密相關的話題。

我在編《當代中國歷史保護讀本》時發現，梁思成先生還有很多沒發表的學術文章，包括文革期間的事還有很多可以擴展。看過一份資料，梁思成和張銳合作過1930年的一場設計競賽。當時華南圭是主任，梁思成等人入圍了設計，獲得了很高的獎金，就拿出這筆獎金出了一本書，其中就保留下來了參賽者的設計方案。

回到今天茶座的主題，我查資料1949年成立了歐洲委員會，并下設了文化合作委員會。二戰后歐洲十國為了恢復團結，在1954年簽署了《歐洲文化公約》，公約十一條中有兩條都談到了文化遺產，具體地說每個締約國都要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歐洲的共同遺產，并為這個國家在文化遺產方面做貢獻。其中每個締約國還要把本國具有歐洲文化價值的物件視為歐洲共同遺產的組成部分，同時參與適當的保護，而且必須確保去合理的對外開放。

當前我們也做了很多保護工作，我們特別投入力量對古老的建筑保護，但對20世紀遺產的重視中國所欠缺。1970年歐洲要保護威尼斯，六條標準都滿足，歐洲共同團結起來，有了財政的支持。1983年有一個決議，要在現代社會中發揮作用，在未來也要求可持續發展。歐洲在這些方面的發展比我們要早很多，1991年歐洲就通過了保護20世紀遺產的建議與準則。

紀念物的復興，保護和康復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段，這個詞是陳志華先生率先翻譯過來的。陳先生去過羅馬之后，翻譯成遺址和紀念物，要保護具有文化意義的歷史中心區。

我從事口述史的相關工作已有二十年了，很幸運能參與到這樣一份有價值的工作中，尤其有幸結識馬國馨院士等前輩大家，受益匪淺。2017年原來的北京圖書館，現在國家圖書館南區建成剛好30周年，當年建設的過程是漫長的。從1973年周恩來總理批示開始，一直到1975年立項，中間因為有一些牽扯到歷史事件，所以它從設計方案設計一直通過審批再到建成，耗時十多年。當時國家圖書館是想做一個紀念活動，其實本意并不想規模做的很大，但因領導指派我來完成紀念活動的策劃執行，我便思考如何能做的有特色且有深度，于是便想用“口述史”的方式作為紀念活動的重要版塊。

用“口述歷史”的方法回匯聚到個人便是集體記憶

初步的計劃是做10個人左右的訪談，但在采訪的過程中發現有太多珍貴的歷史文獻、記憶、事件需要被挖掘和梳理，所以最后呈現出了20多位老師的“口述史”記錄。今天座談的主題之一叫“事件”，往宏觀說它可能是一個國家事件，亦或是一個集體事件，聚焦到每一位參與者就是個人的事件。對于我這本《予知識以殿堂》的圖書，必定有“國家記憶”的成分在其中。在多年前，我就曾讀到過金磊主編寫的一篇文章，其中就提出了“事件建筑學”的命題，對我很受啟發，我便思考如何在“事件建筑學”的命題下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作為對國家圖書館建設歷程的講述，我認為它至少有3至4重要的事件節點需要我們去關注，首先任何建筑的設計建造背后都有特定的事件背景作為依托，無論規模大小、無論什么用途，更何況國家圖書館這樣一座“國家”的名義的建筑。因此，我便從社會背景的視角切入，思考為什么建設國家圖書館的要求會在1973年被提出？1973年還處于“文革期間”，重要的社會事件層出不窮，國家圖書館作為一座面向公眾的公共建筑，在那樣的年代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得以提到議事日程，它背后的社會背景是怎樣的？再聯系到各種審批的“批文”手續，公共建筑的審批是十分嚴格的，在歷經周折通過層層關卡最后得以同意批復，其中有哪些值得記憶的故事？關于建筑使用者的講述也是十分有意義的，

在采訪崔愷院士時，他也提到正在做關于“建筑使用說明書”的課題。我認為這是特別有意義的，長期以來建筑的設計、建設和它的使用者之間是有一些脫節的，當一座建筑建成后，它的其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使用事項，更重要的是建筑本身有什么樣的設計與建設的理念，這樣的解讀會令使用者更充分認識到建筑本身的意義，給予他們充分適應的時間，從而避免在建筑使用的短期內，使用者就擅自進行改造，破壞了歷史信息。因此，我很認同今日“茶座”的價值與意義。

因我與李東曄博士在工作中有很多合作，所以先談談對她的《予知識以殿堂》一書的感受，它對我們而言是一個比較標準的“口述史”的成果，李博士圍繞國家圖書館這座頗有影響力的建筑，通過對與之相關聯的人物的訪談，挖掘建筑背后的“事件”與“歷史”，我們叫做“社會記憶”中的“人事件分析”方法。從李博士的書中能看出，她還是比較好的遵守了“口述史”訪談的倫理，她既做了文字的記錄，更做了影像的記錄，24位被受訪人，他們講述的故事，從不同的側重點和角度出發，構成了關于國家圖書館很豐富的“再敘述”，堪稱對20世紀建筑遺產文化的書寫，具有示范意義。

我們在呈現建筑的時候，除了展示歷史檔案、圖像、影像等文獻資料外，又增加了更豐富的“人”的故事，我認為這會讓建筑更加鮮活。我原是中央民族大學的老師，在那里任教了28年，也做了幾件很有趣的工作，其中一項就是我主持完成了20世紀重大考古發現的親歷者的口述的訪談工作，如大葆臺漢墓，當時我就認為大葆臺漢墓應該在原址建博物館。如我訪談了該項目的親歷者和博物館建設者。我認為，如果僅僅從文獻的學術論文的角度，是不足以來系統性的形成一個完整認知的。還有一項工作也很有意義，我們把50年代、60年代參加“中國少數民族大調查”工作（包括民族調查、語言調查、社會主義調查）的300多位親歷者做了訪談，正在出版中。

因為學術論文具有嚴格的編輯格式要求，某些情況下那就把一些細節但重要的內容篩選掉了，由此我想應該還有一種文本的范式專門用于口述歷史的記錄，因為每個人的經歷講述都帶有不同的感受風格，它應是豐富多彩的表達。“口述”的方法除了可做一般的資料補充、學術補充和學術記憶的記錄之外，它具有更強大的在民眾中的傳播效力與親和力，如我的一位同事也算我的學生，是“舌尖上的中國”編導之一，他將這種影像記錄的“口述”方式實驗性的應用到“舌尖上的中國”拍攝中，引發了很大的社會反響。

總之，關于口述史的內容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我也時常在思考如何既能訪問到已經發生的歷史，也要能通過這些歷史預測出尚未發生的和以及為什么不能發生的根源，從而對當下的社會發展起到實際的指導作用。由此，我想到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有專門的工作室存放大量的建筑資料供大眾查閱；這里還有專門的老兵口述史專題研究，內容十分龐大。所以，圍繞 20世紀重要建筑遺產的口述史的計劃，的確是具有具有迫切性及搶救性的。

原文標題：對話20世紀遺產事件，哪些時代城市印跡值得被書寫？（上）

來源作者：新華社王 CAH編輯部 苗淼、金維忻、董晨曦

特別提示：本信息來自網絡，如有著作版權及知識產權問題請聯系刪除。

上一篇： 2022年第一屆百年建筑材料產業鏈年會高峰論壇圓滿落幕

下一篇： 城市自然生態環境如何持續改善推動產業技術向低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