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內容節選自《綠色建筑的人文理念》一書）

劉啟波  周若祁

 

    20 世紀是前所未有的建筑學大發展的時代，但是也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壞的時代。（吳良鏞.21世紀建筑學的展望[J].北京規劃建設，1999(3)：6.）兩次世界大戰使不少城市變成一片廢墟，出現了世界性房荒，為了醫治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和改善人們的居住條件，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城市建設的高潮，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城鄉建設中對土地資源的掠奪、對森林的破壞、對文化遺產的破壞和環境污染等問題也日益嚴重。面對這些問題，人們開始從不同角讀進行反思、探索新的出路。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新的科學方法論不斷提出、環境文化的不斷發展，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思想與理論也發生了新變化。如在生態學研究的推動下，1958年希臘成立了“雅典技術組織”，在多加底斯(Doxiadis)的領導下，建立了研究人類居住科學的人類環境生態學學科；在系統論研究的推動下，1959年荷蘭建筑師首先提出整體設計(Holistic design)和整體主義(Holism)的概念；50年代后期進一步發展了多種城市環境學科，如環境社會學、環境心理學、社會生態學、生物氣候學、生態循環學等學科，這些學科相互滲透結合，成為研究“人、自然、建筑、環境”的新學科群。（沈玉麟.外國城市建設史[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9：189）

     

    20世紀60~70年代，首先在歐美，繼而在全世界涌現了愈來愈多建筑師、規劃師試圖沖破傳統城市和建筑發展模式，世界各國在城市規劃和建筑創作中都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熱情。表面上看，這種變革主要表現為人們對建筑形式的革新要求，但也引起了建筑觀念的更新、對人、建筑與自然關系的重新思考，體現了人們對建筑本質更深人的理解和更高層次的追求。

     

    20世紀80年代，環境問題成為關注焦點，孕育產生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我們共同的未來”成為全世界的責任，各種有關綠色建筑、生態城市的思想、設計方法、政策策略逐步建立，為以后的綠色建筑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20世紀90年代以后，可持續發展戰略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行動綱領，綠色建筑概念也在全世界傳播，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先后制定了適應于本國綠色建筑發展的規范、技術引導措施以及評價體系，各種綠色建筑實踐層出不窮，有力地推動了綠色建筑的發展，使其成為21世紀建筑發展的趨勢。

 

    美國的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1895～l990)是一位著書等身的博學者。他被稱為這個時代最深入、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在歷史、哲學、文學、藝術、建筑等方面的評論以及在城市規劃、城市與技術的研究等方面均有創造性的成就。《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西方評論家巴赫勒認為：“正如卡爾•馬克思對于勞工運動做出的貢獻一樣，芒福德的工作對于生態運動也有同樣深遠的意義。”芒福德是工業文明的非理性內容的尖銳批判者，他的論述像一把楔尖，把混沌不清的兩種文化，從思想理論到學術隊伍都一劈兩半，并在工業（機械）文明的擁護者和生態文明的倡導者之間，掀起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論戰，這個論戰明確了新世紀里一個突出的主題，就是工業文明的衰落和生態文明的萌起。如今生態保護運動波瀾壯闊，但卻很少有人知道，芒福德就是這個運動的先驅，連這個領域第一個正式組織——羅馬俱樂部——也是在芒福德思想理論的直接催生下于1968年4月成立的。（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M]（序言）.宋俊嶺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13.）

     

    芒福德在建筑評論以及在城市規劃、城市與技術的研究等方面均有創造性的成就。芒福德思想宏博、精深，強調建筑要以人的尺度為基準，并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自然觀、技術觀。他主張城市規劃要以人為出發點，以人的尺度為基準進行城市規劃，建設要滿足人的需要，考慮人的尺度，強調要密切注意人的基本需要，包括人的社會需求和精神需求。他從多方面抨擊大城市的畸形發展，提倡重新振興家庭、鄰里、小城鎮、農業地區、小城市和中等城市，把符合人的尺度的田園城作為新發展的地區中心。認為“建筑的首要使命，以及良好的房屋藝術卻是要為人們建造新的家”。他提出了新的建筑技術觀。認為應當推廣利用新型、小巧、符合人性原則和生態原則的“新技術群”，以把農業這個人類最初的產業推向進步。他認為城市規劃要將地理、經濟、人文要素結合在一起，認為城市與區域不僅是地域的范疇，而且是地理要素、經濟要素、人文要素的綜合體；他主張復興城市和地區的歷史文化遺產，使其成為優良傳統觀念和生活理想的重要載體。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他提出了新的自然觀。芒福德認為，城市和鄉村是一回事，而不是兩回事，如果說一個比另一個更重要，那就是自然環境，而不是人工在它上面的堆砌。他指出，在區域范圍內保持一個綠化環境，這對城市文化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一旦這個環境被損壞、被掠奪、被消滅，那么城市也隨之而衰退，因為這兩者的關系是共存共亡的。他強調應該保持城市社區的林木綠地，阻止城市無限制生長吞噬綠色植物，破壞城鄉生態環境。他還提出了休閑場所的鄰近性，指出要創造性地利用景觀，使城市環境變得自然而適于居住。

 

    芒福德以多學科為基礎建立了一系列的學術觀念，均有系統的見解與建樹，形成獨樹一幟的研究體系。他積極贊成多學科專家的交叉結合，例如他建議成立包括動物學家、地質學家、生態學家及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在內的多學科專家團體，共同研究區域問題等等。這些都對后來的綠色建筑運動有重大的影響。

 

    “憲章”是具有憲法作用的文件，20世紀以來，國際建筑師組織“國際現代建筑協會”（CIAM）和“國際建筑師協會”（UIA）發布了諸多宣言，但是以憲章命名的只有《雅典憲章》、《馬丘比丘憲章》和《北京憲章》，這充分說明了這三個文件具有的重要歷史地位。（曾堅.從比較看《北京憲章》的理論體系和歷史地位[J].建筑學報，2001(1)：25）

     

    （1）《雅典憲章》

    l933年召開的CIAM的第四次會議，會議的主題是“功能城市”。在會上現代建筑運動的主要建筑師發表了《雅典憲章》，它反映的是現代建筑運動對現代城市規劃發展的基本認識和思想觀點，對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城市規劃應當處理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的功能關系，并把該憲章稱為現代城市規劃的大綱。《雅典憲章》在當時有著重要的意義，較好地緩解和改善了工業化發展帶來的各種問題。

     

    《雅典憲章》的思想方法是奠基于物質空間決定論基礎之上的。這一思想的實質在于通過物質空間變量的控制，就可以形成良好的環境，而這樣的環境就能自動地解決城市中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促進城市的發展和進步。這是《雅典憲章》所提出來的功能分區及其機械聯系的思想基礎。《雅典憲章》雖認識到影響城市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強調“城市規劃是一種基于長寬高三度空間……的科學”。這說明它過分強調靜態的理性分析和功能至上，忽視對自然環境的尊重，帶有歷史局限性。在實踐中．人們對這些早期的理論觀點開始懷疑，到60年代，基本上放棄了這種設計思想。（王寶君.從<雅典憲章>到<馬丘比丘憲章>看城市規劃理念的發展[J].中國科技信息.2005(8)：204）

     

    （2）《馬丘比丘憲章》

    1977年12月頒布的《馬丘比丘憲章》是繼《雅典憲章》以后對世界城市規劃與設計有深遠影響的又一個文件。《馬丘比丘憲章》是為了指出城市規劃與設計在新的形勢下應該用什么指導思想來適應時代的變化。憲章從城市與區域、城市增長、分區概念、住房問題、城市運輸、城市土地使用、自然資源與環境污染、文物和歷史遺產的保存與保護、工業技術、設計與實踐、城市與建筑設計這11個方面，對當代城市規劃理論與建設中的主要問題做了論述。（沈玉麟.外國城市建設史[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9：268～269）

     

    《馬丘比丘憲章》提出當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我們的環境污染迅速加劇到了具有潛在災難性的程度。這是無計劃的爆炸性的城市化和地球自然資源被濫加開發利用的直接后果。控制城市發展的政府必須采取緊急措施，防止環境繼續惡化，并按公共衛生與福利標準恢復環境的固有完整性。在經濟和城市規劃方面，在建筑設計、工程標準規范以及規劃開發政策方面，也必須采取類似的措施。

     

    《馬丘比丘憲章》認為城市是一個動態系統，要求“城市規劃師和政策制定人必須把城市看作為在連續發展與變化的過程中的一個結構體系”。這是系統思想和系統方法在城市規劃中的運用，直接改變了過去將城市規劃視作對終極狀態進行描述的觀點，更強調城市規劃的過程性和動態性。

     

    《馬丘比丘憲章》提出公眾參與對城市規劃的極端重要性，“城市規劃必須建立在各專業設計人員、城市居民以及公眾和政治領導人之間的系統地、不斷地互相配合協作的基礎上”，并“鼓勵建筑使用者創造性地參與設計和施工”。

     

    《馬丘比丘憲章》摒棄了《雅典憲章》機械主義和物質空間決定論的思想基石，宣揚社會文化論的基本思想。物質空間只是影響城市生活的一項變量，而且這一變化不能起決定的作用，起作用的應該是城市中各類群體的文化、社會交往模式和政治結構。《馬丘比丘憲章》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更加注重人文內容的表達和追求，使科學、技術、規劃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王寶君.從<雅典憲章>到<馬丘比丘憲章>看城市規劃理念的發展[J].中國科技信息，2005(8)：205.）

     

    （3）《北京憲章》

    1999年6月，在世紀交接之際，國際建協在北京召開的第20屆大會是一次承前啟后的重要會議。會議的議題為“21世紀的建筑學”，大會簽署的《北京憲章》重新審視百年來我們已走過的足印，分析現在所處的境地，并展望21世紀建筑學前進的方向。

     

    吳良鏞先生指出：“如果說，《雅典憲章》和《馬丘比丘憲章》的簽署地分別以希臘文化和印加文化———西方文化與拉美文化的搖籃———為背景，那么，《北京憲章》則有著東方文化的底蘊，應突出強調發展中國家的聲音。” （吳良鏞.國際建協《北京憲章》前言[J].建筑學報，2002(11)：4.）

     

    《北京憲章》肯定了20 世紀是前所未有的建筑學大發展的時代，但是也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壞的時代。特別是從50 年代開始，人們發現建筑開始從繁榮走向始料未及的“建設性破壞”，建設性破壞包括對土地資源的掠奪、對森林的破壞、對文化遺產的破壞等等。“為此，我們需要進行很好的反思,重新認識前進的道路。”（吳良鏞.21世紀建筑學的展望[J].北京規劃建設，999(3)：p6）

     

    《北京憲章》指出人類面臨繁雜的問題，包括環境禍患、混亂的城市化、技術“雙刃劍”以及建筑魂的失落。因此，人類面臨共同的選擇，那就是建立在可持續發展觀念上的綜合建筑觀。包括生態觀、經濟觀、科技觀、社會觀、文化觀。

     

    《北京憲章》提出了建立在廣義建筑學概念上的建筑學—地景學—城市規劃學的融合，并著眼于人居環境建造的建筑學，指出新陳代謝是人居環境發展的客觀規律，建筑學著眼于人居環境的建設，就理所當然地把建設的物質對象看作是一個循環的體系，將建筑生命周期作為設計要素之一。憲章還強調技術與人文相結合，及多層次的技術建構。指出在技術應用上，應結合人文的、生態的、經濟的、地區的觀點等，進行不同程度的革新，推動新的建筑藝術的創造。

     

    《北京憲章》提倡創造和而不同的建筑文化。“文化的全球化推動著地區的迅速變化與發展，隨著全球各文化之間同質性的增加，發掘地域文化精華也愈顯迫切。現代建筑的地區化，鄉土建筑的現代化，殊途同歸，推動世界和地區的進步與豐富多彩。”

     

    《北京憲章》專門提出“全社會的建筑學”這一理念，指出“建筑師作為社會工作者，要擴大職業責任的視野：理解社會，忠實于人民；廣泛地參與社會活動；積極參與社會變革，努力使“住者有其屋”，包括向如貧窮者、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房。職業的自由并不能降低建筑師的社會責任感。” （《北京憲章》.國際建協第20屆世界建筑師大會通過.1999-06.）

     

    總之，《北京憲章》基于廣義建筑學的方法論和可持續發展理念，全面地闡釋了在21世紀建筑學這一古老學科的發展趨勢，被公認為是指導二十一世紀建筑發展的重要綱領性文獻。標志著吳良鏞的廣義建筑學與人居環境學說，已被全球建筑師普遍接受和推崇，從而扭轉了長期以來西方建筑理論占主導地位的局面。

     

    1933年的《雅典憲章》、1977年的《馬丘比丘憲章》和1999年的《北京憲章》，在人類構建人居環境的歷史長河中都具有里程碑意義。如果說《雅典憲章》反映的是人本主義，即：人—建筑—城市—社會，那么《馬丘比丘憲章》則開始強調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即：人—建筑—城市—自然，《北京憲章》則具有明確的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觀，即：人—建筑—環境。

 

    中國的吳良鏞先生提出的人居環境科學是一門研究以人類聚居（包括鄉村、集鎮、城市等）為研究對象，著重探討人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它深受霍華德、蓋迪斯、特別是道薩迪亞斯學術觀念的影響，并以廣義建筑學為方法論，提出了人居環境的五大系統。即自然系統、人類系統、社會系統、居住系統、支撐系統。其中“人類系統”與“自然系統”是兩個基本系統，“居住系統”和“支撐系統”為人類創造與建設的人工系統，而人、自然與社會要協調發展。（圖1-3-1）。（吳良鏞.人居環境科學導論[M].建工出版社，2002：6.）

    人居環境科學還提出了人居環境的層次觀是另一個重大的問題。吳良鏞先生根據中國存在的實際問題和人居環境研究的實際情況，初步將人居環境科學范圍簡化為全球、區域、城市、社區（村鎮）、建筑等五大層次。他指出在研究人居環境的過程中，必須著眼于全球的環境與發展，特別是要把眼光放在直接影響全球的共同的重大問題上；在綜合研究區域發展這方面的問題上不僅有自然環境問題，還有人居環境的問題，要力圖找出總體的解決方案。而上述諸方面要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達到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的需要。

     

    人居環境科學進一步提出了人居環境建設的五大原則，即生態觀、經濟觀、科技觀、社會觀、文化觀，它們相互聯系、相互制約。人居環境建設必須根據特定的時間、地點條件，統籌兼顧五項原則。

     

    人居環境科學理論的提出，符合中國國情和21世紀的發展趨勢，它強調把人類聚居作為一個整體研究，掌握人類聚居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中國發展綠色建筑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方法論。

 

    劉啟波，女，長安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2004年畢業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建筑學院，獲工學博士學位。近年來一直專注于綠色建筑設計及其理論研究，參與過多項國家及省部級課題研究，著有專著《綠色住區綜合評價方法與設計準則》等，參與多項相關研究論著編寫。本次編寫內容即出自所參與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09年科學軟科學研究項目《綠色建筑的人文理念》所形成的專著。

     

    周若祁，男，西安交通大學人居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近年來一直專注于綠色建筑設計及其理論研究，主持過多項國家及省部級課題研究，著有專著《綠色建筑》、《綠色建筑體系與黃土高原基本聚居模式》等，為《綠色建筑的人文理念》一書主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