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 7053 次 現代建筑實踐中的綠色要素舉要(三)
摘要: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不是為人類表演舞臺提供裝飾性的背景,或者是為了改善一下骯臟的城市,而是需要把自然作為生命的源泉、生存的環境、誨人的老師、神圣的殿堂和挑戰的場所來維護,尤其需要不斷地再發現自然界本身還未被我們掌握的規律,尋根求源。...
世界現代建筑實踐中的綠色要素舉要(三)
(本篇內容節選自《綠色建筑的人文理念》一書)
劉啟波 周若祁
三、與綠色要素相關的一些現代城市及建筑設計理論及實踐
1、與綠色要素相關的一些現代城市建設理論及實踐
(1)麥克哈格的《設計結合自然》
1969年美國伊恩·倫諾克斯·麥克哈格(I.Mc Harg)教授撰寫的《設計結合自然》一書,被譽為城市環境生態學方面的指導性學術著作。
麥克哈格認為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不是為人類表演舞臺提供裝飾性的背景,或者是為了改善一下骯臟的城市,而是需要把自然作為生命的源泉、生存的環境、誨人的老師、神圣的殿堂和挑戰的場所來維護,尤其需要不斷地再發現自然界本身還未被我們掌握的規律,尋根求源。(伊恩·倫諾克斯·麥克哈格.設計結合自然[M]. 芮經緯譯.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6:p26)
麥克哈格不僅從生態學的外部因素去觀察自然景觀的各種變化,而且把自然環境與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去觀察研究。他認為人與自然必須是伙伴關系,必須與大自然合作才能使兩者共同繁榮。他研究分析了城市和區域的土地利用、道路選線、城市綠地對氣流和小氣候的控制,對流域和森林植被的保護,防止土地的侵蝕等實際工程和規劃問題。(沈玉麟.外國城市建設史[M]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9:276~277.)
(2)城市環境建設中所蘊含的綠色要素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圍繞居住環境問題,各國都展開了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并發展了一些新的學科,其中有:環境社會學、環境心理學、社會生態學、生物氣候學、生態平衡和生態循環等。
與此同時,國外的居住環境設計注意研究住宅群體組合中各種空間的有機構成;注意研究自然環境與人工環境的融合,使生活接近自然;注意創造良好的小氣候,通過對噪聲的控制,對風、日照和天然光的控制及利用來改善環境;注意發揮建筑空間的協同作用,創建多功能空間、綜合住宅樓和多功能綜合區等等。
這種歷史轉變,有著極其復雜的社會原因,其中與戰后40~50年代城市環境面臨嚴重困境(如城市中出現嚴重社會問題、城市設計的反人性以及城市環境中人的心理與行為受損)有直接關系,與西方二次大戰后社會建筑思想的變革有密切關系,與現代科學,尤其是人文科學的發展(包括行為科學、對人的情感研究的重視等等)有重要關系。
英國的大倫敦規劃與城市建設,集中反映了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對于城市發展的政策傾向與發展策略。
19世紀初倫敦就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已有100萬人口。其后它不斷向外蔓延,1939年大倫敦人口已達800萬,矛盾空前激化。為此,倫敦政府在1943—1947年先后制定了倫敦市、倫敦郡與大倫敦三個規劃,規劃汲取了19世紀末霍華德和20世紀初蓋迪斯以城市外圍地域作為城市規劃范圍的集聚城市概念,規劃方案在半徑約48km的范圍內,由內向外劃分為四層地域圈:內圈、近郊圈、綠帶圈、外圈。內圈包括倫敦城建成區及其邊緣地區,人口密度大,計劃將人口減少40萬;把近郊圈作為建設良好的居住區,盡量綠化,保持良好的居住環境;綠帶圈寬度約16km,以農田和游憩地帶為主,嚴格控制建設,作為制止城市向外擴展的屏障;外圈則計劃建設8個新城,疏散中心區人口,供城市進一步發展使用(圖1-3-4)。大倫敦規劃吸取了20世紀西方國家規劃思想的精髓,對控制倫敦市區的自發性蔓延以及改善原有城市環境起了一定作用,對其后的各國大城市總體規劃有著深遠影響。(羅小未.外國近現代建筑史[M].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135~136)但是,這種規劃戰略造成了倫敦內城區的衰退。當時政府通過綠帶嚴格控制城市發展,并將大量工業和人口外遷,人為地加快了城市中心區和內城區的衰退。從1967年到1981年,倫敦中心區和內城區人口減少25萬,整個大倫敦地區人口下降13%。到1970年代后期政府不得不放松綠帶控制,努力吸引人口回流到內城區和中心區。(張杰.倫敦碼頭區改造[J].國外城市規劃,2000(2):33)

英國在戰后通過了《1946年新城鎮法》等法規,并決定建設14個新城鎮。這些新城鎮在很多方面和20世紀初期的花園城市很相似,可以看做是對霍華德“花園城鎮”理論的實踐。例如:規模一般不大于霍華德為3.5萬人設計的新城鎮,人口密度同樣比較低,大部分是獨家帶花園的住宅等。例如典型的哈洛新城,每一個區人口1萬,每個區又由3至4個小區組成,每一個小區內有一所小學和一個小區中心,每個區都臨靠綠化帶,綠化帶像幾條走廊貫穿整個城市,兩所中學就設在這些綠化帶中間,此外鐵路線附近還有兩個工廠區(圖1-3-5)。

巴黎新城的建設開始于60年代,建設從巴黎本身的實際出發,擯棄了倫敦那種在城市周圍建立綠帶以阻止城市發展的做法,更加改變了傳統的“英國新城”模式,把新城作為整個大城市地區的磁石,使其產生一種可與巴黎抗衡的力量,為恢復巴黎大城市地區的平衡起到作用。
法國新城的顯著特點是占地很廣,鄉村氣息濃重。新城內保存著大片森林、水面和自然景色,大面積種植花木草坪。新城建筑風格多種多樣。每個新城中心區的建筑群各有特色。一般是高密度的住宅集中布置在城市中心和區中心附近。低密度的住宅則布置在居住區邊緣。平面組合、立面造型異常別致(圖1-3-6)。(沈玉麟.外國城市建設史[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9:p211-212)

另外一個實例就是丹麥的哥本哈根城市建設與發展。它是一種持續漸進式的發展,始 終堅持生態與人文和諧共存的價值取向和實施策略,既保證了規劃的超前性,也促成了獨樹一幟的城市格局。哥本哈根的生態格局由水陸交錯的平原型海港島岸構成,中世紀的城市街區和散落居民點鑲嵌其中,具有豐富的人文性。為協調兩者的關系,1947年完成著名的“手掌規劃”,在1930年郊區鐵路電氣化政策的促進下,選擇沿現狀與規劃交通線路軸向拓展城市用地,形成若干“手指”城市,指間保留綠地與農田(圖1-3-7)。

手掌規劃”創造了城市歷史傳統、自然地理格局相互協調的空間格局。時至今日,哥本哈根不僅實現了區域一體化和歷史城鎮保護更新的既定目標,創造出技術與人文協調、人工與自然共存的優美人居環境;“手掌規劃”本身也成為有機疏散理論的典型形態和重要案例。
哥本哈根漸進式、被譽為“針灸”型舊城改造模式的核心理念是通過對微觀物質空間的——而非土地利用或交通結構等宏觀形態的——更新和改良,它注重增加和改善市民日常生活空間及品質,激發鄰里交往,強化市民日常生活與城市物質空間的互動聯系,重建社會公共生活。舊城中心建構起完整的步行與自行車網絡,建立起完整、順暢的交通換乘系統,保持步行網絡的可達性與可進入性。舊城步行區并沒有因為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的改變而脫離于城市之外,反倒因為交通速度降低,與穿越舊城的瑟地哈溫海峽以及克里斯蒂安堡宮等傳統建筑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并涌現出更加多樣性的城市生活的公共空間,使舊城更具活力。對于微觀尺度下的歷史街區和建筑,哥本哈根基本上以“拼貼”方式尋求傳統空間物質形態與現代社會生活方式兩者的結合,以此來協調保護與發展的雙重要求(圖1-3-8)。(黃 勇,趙萬民.哥本哈根人居環境變遷研究[J].建筑科學與工程學報,2008(6):121~124)

(3)保護傳統建筑環境與人文特色
現代意義的文物保護,并通過國家立法確定下來是近百年的事。文物保護的對象從個體的文物建筑擴大到歷史地段,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上興起的新潮流。最初明確地提出保護歷史街區的是1964年5月31日通過的《威尼斯憲章》,其全稱為《保護文物建筑及歷史地段的國際憲章》。《威尼斯憲章》提出了文物建筑保護的基本概念和原則,并進一步擴大了歷史文物建筑的概念:除個別的建筑外,還包括“能夠見證某種文明,某種有意義的發展或某種歷史事件的城市或鄉村環境”,不僅包括偉大的藝術品,也包括“由于時光流逝而獲得文化意義的在過去比較不重要的作品”。《威尼斯憲章》強調:“保護一座文物建筑,意味著要適當地保護一個環境”,“一座文物建筑不可以從它所見證的歷史和它所產生的環境中分離開來”。
1987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通過的《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憲章》或稱《華盛頓憲章》則是一部對城市保護進行更為全面說明的文件,憲章中再一次闡述了城市保護的意義和作用,并對城市的定義、原則、目標、方法及手段做了詳細的說明,是一部至今仍被廣泛接受的國際法規。它指出所謂“歷史地段”是指城鎮中具有歷史意義的大小地區,包括城鎮的古老中心區或其他保存著歷史風貌的地區。它們不僅可以作為歷史的見證,而且體現了城鎮傳統文化的價值。在歷史地段中,不僅要保護歷史建筑的面貌,還要保護其整體的空間環境,如街道的式樣、建筑與綠化、廣場空地的關系,以至該地區的功能作用。對于歷史地段,由于它的范圍大了,人們要在這里繼續生活,希望它有一個活的環境,這種環境比只見技術與物質而缺乏感情寄托的那種現代的樓群要好得多,因為在這里人們的精神能夠得到回歸。(阮儀三.世界及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歷程[J] //中國建筑學會建筑史學分會.建筑歷史與理論[M]第六、七合輯,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175~185)
例如日本京都、奈良的保護就著眼于對其環境的保存,重點是保存歷史風土,即“在歷史上有意義的建筑物、遺跡等同周圍自然環境形成一體,要重視古都的傳統文化,遺跡已形成的土地狀況。”對沒有條件復原重建的古建筑,則根據不同情況做不同處理,如奈良平城宮遺跡以已發掘1km2,將柱基礎遺跡展示地面,可以看出當時的規模,對500年以上的建筑則全部定為文化財富加以保護,絲毫未動地保護著(圖1-3-9)。(羅小未.外國近現代建筑史[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165)

我國在古建筑保護和城市保護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國現代考古科學研究開始于本世紀二十年代,1929年成立中國營造學社,開始了系統地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建筑。1982年2月8日國務院公布了首批24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1983年,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發布了《關于強化歷史文化名城規劃的通知》和《關于在建設中認真保護文物古跡和風景名勝的通知》;1986年又公布了第二批38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為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制度適應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更加具有適應性和可操作性,從1991年起,依據《文物保護法》及《城市規劃法》,一些歷史名城開始制定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并于1994年1月4日由國務院公布了第三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37個,至此,全國共有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99個。1994年3月15日由國家建設部和文物局聯合組織成立了《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以加強對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進行監督、技術咨詢和名城保護的科學研究,并把專家咨詢建議正式納人名城保護管理的政府工作范疇,從而提高政府管理工作的科學性。1985年11月,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使我國成為該公約的締約國之一。1991年至1994年我國連續三年被推選為“世界遺產保護委員會”的副主席,說明了中國的遺產保護在世界上的地位與工作的成效。(阮儀三.《世界及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歷程》[J],中國建筑學會建筑史學分會編《建筑歷史與理論》第六、七合輯,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175-185.)
中國的世界遺產名錄中,古城遺址如河南殷墟、完整保留的古城如平遙古城、民居村落如皖南古村落、古建筑如故宮和布達拉宮,不一而足,充分顯示了中國政府一貫重視保護傳統建筑文化及其建成環境。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第一批歷史文化名村的陜西韓城市西莊鎮黨家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本著“下村上寨”的選址原則,兼顧生活便利與安全防御,整個村落布局密切結合自然及地理環境,形成宜人的小氣候;商農結合的生產生活方式、淳厚的文化理念使得這個不大的村落充滿人文氣息,成為北方地區村落的典范(圖1-3-10)。像它這樣的村落還有如安徽省黟縣宏村鎮宏村、西遞鎮西遞村、山西省臨縣磧口鎮西灣村等。完整的聚落、豐厚的遺存、獨特的文化底蘊是這些村落得以傳承的重要原因(圖1-3-11、1-3-12)。


(4)生態城市的建設
“生態城市”的英文表達有Ecocity、Ecologucalcity、Ecopolis、Ecoville、Ecoxillage等。生態城市的概念是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研究過程中提出的,一經提出就受到全球的廣泛關注,其內涵不斷得到豐富。俄羅斯科學家O.Yanitsky1981年對生態城市(Ecopolis)概念和思想進行了闡述。而“生態城市建設者”組織的負責人,第一屆生態城市國際會議的發起人理查德·瑞杰斯特(Richard Register)所著的《生態城市伯克利:為一個健康的未來建設城市》(1987年)則是較早對“生態城市”的基本原理以及在城市中的應用作出系統闡述的一本論著。
理查德·瑞杰斯特在書中,以美國城市伯克利(Berkeley)為例,形象、具體的說明了在規劃、建筑、政策和市民行為等方面,如何實現生態城市的理念,并提出了未來幾十年如何把伯克利建設成為生態城市的規劃設想(圖1-3-13)。(理查德·瑞杰斯特.生態城市伯克利:為一個健康的未來建設城市[M].沈清基等譯,(譯者序).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2)

瑞杰斯特認為:(1)生態城市應該是三維的,在城市中心地區應是緊湊的,而在城市外圍,則應是自然與農業用地;(2)對廣受贊譽的“小汽車共享”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認為其并不“生態”;(3)他認為住在距離城市中心近的人比距離市中心遠的人更生態;(4)伯克利現任城市政府頒布的對環境危害最大的法令之一,是規定新的開發建設要同時配建室外停車場地。(5)強調用多種方法和手段促進生態城市的建設等。(理查德·瑞杰斯特.生態城市伯克利:為一個健康的未來建設城市[M].沈清基等譯,(譯者序).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5)
哈利法克斯(Halifax)生態城是澳大利亞第一例生態城市規劃,其規劃設計主要由建筑師保羅•F•道頓(Paul F Downton)及政治與生態活動家查利•霍伊爾(Cherie Hoyle)等人完成。它位于澳大利亞阿德雷德市內城哈利法克斯街的原工業區,占地2.4公頃,是與現有的城市生活和設施聯系起來的有350~400戶居民的混合型社區,其中以住宅為主,同時配有商業和社區服務設施。它旨在尋求創造人類住區新模式,建設形態和自然過程在功能上是整合的,并在不影響動態生命系統生態平衡的前提下滿足人類需求。規劃原則包括恢復退化的土地、適應生物區、平衡發展、阻止城市蔓延、優化能源效用以及鼓勵社區建設等(圖1-3-14)。(陳勇.哈利法克斯生態城開發模式及規劃[J].國外城市規劃,2001(3):39~40) 1994年2月哈利法克斯生態城項目獲“國際生態城市獎”,1996年6月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的聯合國人居二會議的“城市論壇”中,該項目被作為最佳實踐范例。 我國自1980年以來,已有許多城市提出建設生態城市的設想。據不完全統計,至2003年底,已有135座城市提出了建設生態型城市的目標。國家環保總局也于2003年5月出臺了《生態縣、生態市、生態省建設指標(試行)》。而第五屆生態城市國際會議在我國深圳市召開,更表明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已成為當今中國城市發展的主流之一。
(5)錢學森的“山水城市”
錢學森在建筑科學領域做出了具有開創性的5個理論貢獻:建筑科學定位的理論;建筑哲學定位的理論;建立園林學的理論;建立城市學的理論;建設山水城市的理論。研究、深化和完善錢學森這5個理論,對發展我國建筑科學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1990年,錢學森提出“中國的山水詩詞,中國古典園林建筑和中國的山水畫溶合在一起,創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他認為:所謂“山水城市”即將我國山水畫移植到中國現在已經開始、將來更應發展的、把中國園林構筑藝術應用到城市大區域建設。城市規劃應該有園林學專家參加。在建筑的不同高度設置適宜種植花草樹木的地方和墊面層,與建筑設計同時考慮。讓園林包圍建筑,應該用園林藝術來提高城市環境質量。
對于錢學森的“山水城市”,一些著名的中國建筑與城市規劃學家都表示贊同并發表了看法。如吳良鏞院士認為“山水城市”這一命題的核心是如何處理好城市與自然的關系。“山水城市”是提倡人工環境與自然環境相協調發展,其最終目的在于“建立人工環境”(以“城市”為代表)與“自然環境”(以“山水”為代表)相融合的人類聚居環境。而鮑世行教授認為“山水城市”是具有深刻人民性的概念; “山水城市”的概念反映了人們對城市環境的一種理解,它是一定哲學基礎上的環境觀。它表現了人們對理想城市環境的追求,也是用于指導環境規劃建設的一種總體思想。(鮑世行、顧孟潮.杰出科學家錢學森論城市學與山水城市[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4:120)
作者簡介:
劉啟波,女,長安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2004年畢業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建筑學院,獲工學博士學位。近年來一直專注于綠色建筑設計及其理論研究,參與過多項國家及省部級課題研究,著有專著《綠色住區綜合評價方法與設計準則》等,參與多項相關研究論著編寫。本次編寫內容即出自所參與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09年科學軟科學研究項目《綠色建筑的人文理念》所形成的專著。
周若祁,男,西安交通大學人居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近年來一直專注于綠色建筑設計及其理論研究,主持過多項國家及省部級課題研究,著有專著《綠色建筑》、《綠色建筑體系與黃土高原基本聚居模式》等,為《綠色建筑的人文理念》一書主編之一。
(本文來源:陜西省土木建筑學會 文徑網絡:文徑 尹維維 編輯 劉真 審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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