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對于思想層面內容的過度追求，導致了這一時期的建筑向著紀念性、形式主義方向發展，反而對于建筑創作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局限作用。但對于現在和將來如何既尊重中國傳統的文化體系, 又尊重中國的現實國情來實踐建筑創作也有著很好的借鑒作用。（林娜.中國建筑創作60年發展歷程回眸(一)，中國建造師在線網，2009.1.10）

    （2）探索建筑文化與地區建筑學的發展

    如果說以阿瓦•阿爾托為代表的人性化與民族性、地方性傾向以及后來的“新地域主義”在發展地區優秀文化傳統方面做出了很多貢獻，那么“地區主義”或者說地區建筑學則是一個升華。中國的吳良鏞先生一直非常關注地區建筑學的發展，這在《北京憲章》中也反映出來。

     

    自從40年代后期，挑起了“國際主義”與“地區主義”之辯后，1957年英國斯特林(James Sterling)著文《論地區主義與現代建筑》，他在論述中注意到柯布西埃二戰前后設計的轉變(指戰后柯氏運用地方傳統技術的住宅設計)，對此頗為欣賞。斯氏更明確地將“地區主義”與所謂“具有強烈的紀念性和新折中主義色彩的國際式相并列”，主張“考慮現實技術和現實經濟”的“新傳統主義”。鑒于以上的發展，希臘建筑理論家亞歷山大·童里斯(A．Tzonis)與他的夫人歷史學家梁拉費爾(Liane Le faivre)基于康德與法蘭克福學派“批判學說”，1981年最早提出批判地區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之說，可以認為無論對地區主義理論與現代主義都是一個發展。

     

    隨著全球性、地區性問題日益展開，促使人們的思考，有一句話也經常被人引用，即“著眼于世界思考；著眼于地區行動”(“Thinking globally：acting locally”)亦頗耐人尋味。在這類思潮影響下，近幾年西方建筑界有些人提出“世界—地區建筑”之議(local Architecture其中Glo指global全球，cal指local，喻地區或稱本土)。

     

    吳良鏞先生指出，建筑本是地區的建筑，是建筑的基本屬性，是建筑賴以存在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長期形成、發展的建筑文化，建筑風格，場所感也因此而存在。當然地區建筑文化的形成有其封閉、保守的一面，建筑工作者對此不能忽視。在全球性、地區性一對矛盾中，各有積極的方面，也各有消極的方面，正由于矛盾的普遍存在，處于矛盾運動中的兩個方面相輔相成，永遠激勵建筑的發展與前進，所謂這兩者是“一個銀幣的兩個方面”，或是這個意思。他認為不妨把“世界一地區建筑”理解為，把它作為世界文明的多元化與地區建筑文化揚棄、繼承與發展矛盾的辯證統一。既要積極地吸取世界多元文化，推動跨文化的交流，也要力臻從地區文化中汲取營養、發展創造，并保護其活力與特色。簡言之，即鄉土建筑的現代化，現代建筑的地區化，殊途而同歸，推動世界和地區的進步與豐富多彩。（吳良鏞《鄉土建筑的現代化，現代建筑的地區化——在中國新建筑的探索道路上》，選自中國院士書系《建筑•城市•人居環境》[M]，河北教育出版社，p56-59）這一點，從他的諸多設計作品中體現的非常強烈，例如山東孔子研究院與泰山博物館的設計實踐（圖1-3-18、1-3-19）。

     

    （3）后現代時期的人文關懷——“新理性主義”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迎來了人文學科發展極為豐富的時期，針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進程已經從現代化跨入一個新的階段，即所謂的后工業化社會，或稱后現代時期，學術界也引發了關于這個時期社會文化特征的大討論。這場探討是西方人文學者對西方自身人文傳統的重新構想與整合，對現存知識系統的質疑，對語言學問題的共同關注，是這些人文學研究中最突出的特征。而不少建筑師與建筑理論家也極力借助外來學科有力地促進建筑領域的新思想。例如結構主義哲學對建筑的影響，語言學、符號學推動了整個建筑界對形式與意義問題的討論；現象學理論對“場所精神”的認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解構主義哲學對建筑的影響更為顯著。從強調技術與理性轉向對人文關懷的后現代時期，價值觀念的多元化是這個時代社會生活的最大特征。（羅小未.外國近現代建筑史[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333）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了“新理性主義”，它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建筑師、建筑理論家A.羅西。新理性主義運動對于建筑的思考在于尋找一種基于文化與歷史的發展邏輯來建立的、合乎理性的建筑生成原則。在他們的理論中，回歸秩序的途徑就是引用從類推法產生的類型分析方法，其中以羅西的類型學理論最有影響。他認為，建筑的本質是文化的產物，建筑的生成聯系著一種深層結構，而這種結構存在于由城市歷史積淀的集體記憶中，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它隱藏了共同的價值觀念，具有一種文化中的原型（prototype）特征。他的類型研究關鍵在于揭示建筑對于城市歷史的依存關系，他站在城市歷史主義的立場，認為建筑應存在于城市發展的歷史邏輯中，因此建筑形式的自然法則可以通過城市中建筑類型的研究獲得。（羅小未.外國近現代建筑史[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333）

     

    “新理性主義”的類型學方法影響了很多建筑師，如瑞士著名建筑師馬里奧•博塔，德國建筑師O.M.昂格爾斯等。昂格爾斯設計的德國馬爾堡城市住宅就是一個典型的利用類型學方法進行分析和設計的典范。該建筑基地位于一歷史地段，建筑用地呈方形，但在一個角上有一棟該城市歷史最悠久的建筑，建筑師在這件作品中充分地使用類型學探索建筑的可能性，首先他對大量形態各異的類型進行形態研究，最后確定了“L”形形態，由五個立方體構成，即“原型”，再設計不下十種立方體構形，產生種種變體，形成最終方案（圖1-3-20）。

     

    富勒的“少費多用”思想更加側重于利用技術來解決人與環境之間的問題，而將地域性下降了一個層次。他的思想是現代城市類型的生態建筑設計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思想源泉，影響了一批設計實踐者。他的思想與我們倡導的綠色建筑的節約理念非常相似，但是又與綠色人文理念更加注重地域特征有所沖突，這正是時代的變遷和人們對綠色建筑認識的不斷深入所帶來的。

     

    （5）奧戈雅的《設計結合氣候：建筑地方主義的生物氣候研究》

    1963年，維克多·奧戈雅完成了《設計結合氣候：建筑地方主義的生物氣候研究》一書，首次系統地將設計與氣候、地域和人體生物舒適感受結合起來，提出“生物氣候地方主義”這樣一種符合生物氣候設計原則的設計方法。（Olgyay V. Design with Climate: Bioclimatic Approach to Architectural Reg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生物氣候設計的基本原則是通過建筑設計和構造設計，控制一些氣候要素對建筑的影響，這些要素包括：建筑物所吸收的以及透入房間內的太陽輻射量，室內的空氣溫度，室內的氣流速度以及水蒸氣壓力等。

     

    奧戈雅方法的出發點有兩個：一是特定場地的氣候條件，另一個是在特定的地域條件下人體的生物舒適感覺。這種方法基于一種“生物氣候圖”，該圖包括與周圍的空氣溫度、濕度、平均輻射熱度、風速、太陽輻射強度以及蒸發散熱等因素有關的人體舒適區。圖表的縱坐標是干球溫度，橫坐標是相對濕度，圖表中部分別標有冬季和夏季的舒適區范圍（人對季節的適應性已考慮在內）。依照具體的氣候條件和舒適區的相對位置關系，確定需要采取的設計策略。例如，外溫處于舒適水平以上的溫度范圍內，圖中標有恢復舒適所需要的風速（結合濕度條件考慮）（圖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