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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為1979至2019年，41屆普獎得主的領獎致辭節選。關于他們銘感于內的先輩，他們理解的建筑學責任，以及必要改變的事情。...

聆聽過往41屆普利茲克建筑獎得主領獎致辭看大師們關注什么

如果說，對屆普利茲克建筑獎的關注是對我們時代最重要一批建筑師的致敬，那么同樣重要的，是真正了解他們思考并提出的問題。

本文為1979至2019年，41屆普獎得主的領獎致辭節選。關于他們銘感于內的先輩，他們理解的建筑學責任，以及必要改變的事情。

建筑究竟是不是藝術？是務實的藝術（貝聿銘 1983），在漫長旅程中實現夢想的藝術（RCR 2017），還是當代文明借以與后世溝通的藝術（凱文·洛奇 1982）？

建筑師的任務是什么？是縫合上一代建造留下的“傷口”（玻姆 1986），是對人類和社會的需要負責（霍萊因 1985），還是啟發并豐富人類的經驗、穿透誤解樹立的障礙、為生命之戲劇提供一個美好背景（蓋里 1989）？

我們時代的變化是什么？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相融（羅西 1990），是生產與實用主義的絕對主導（約翰遜 1979、包贊巴克 1994），是信息社會要求著一種打破后現代主義僵局的新型建筑學（丹下健三 1987），還是建筑已被解放為一種思考的隱喻（庫哈斯 2000）？

很好的是，我們的行業經歷了這樣多的思考。但更好的是，普獎得主雖為少數，對建筑學的思考卻可以屬于我們每一個人。

建筑實踐是所有事業中最讓人愉快的一種。我們必得食物，必有居所，建筑也是在農業之外人們最迫切的需求。

但在今天，建筑通常已不再被視為人類活動的基礎。工業和科學占據了我們的精力，我們的思想被文字主宰，無論散文或是詩歌。我們的哲學停留在語義層面，形而上學則再無宗教。我們從加爾文和約翰·穆勒那里繼承來的美好價值觀變為功利主義，我們的希望是物質至上……我們回避著諸如“上帝”“靈魂”“美學”“榮耀”“不朽”“美麗”等過時的詞匯，現在崇尚的是“劃算的”，“高效的”，“有利可圖的”。

但這樣的世界可以被改變。而建筑師已準備好了。

普利茲克建筑獎就是在這個時刻設立的。這是一個即將到來的變化的重要象征！此前，普利策獎和諾貝爾獎從未頒發給任何類型的視覺藝術家，更不用說建筑師了。直到今晚，我們都覺得自己是社會的“二等公民”……而從現在開始，建筑師可以更加自豪。

普利茲克獎的設立，可能會帶來我們這個世界有能力但尚未實現的那種復興。讓我們重建住所與建筑，更貼近我們內心的愿望；讓我們以當代人能被銘記的方式來塑造環境，就像從前的世代完成過的那樣，就像所有偉大的建設者。

借此機會，我希望陳述一些我的感受與回憶，它們一定程度上總結了在我設計背后的思考。而杰伊·普利茲克先生在宣布獲獎時的陳辭，也稟明了我理念的核心部分：我的得獎，是因為投身于了建筑這一“崇高的詩意想象”之中。也因此，我僅僅是所有曾為美所觸動的人們的，一個代表。

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是，建筑出版物都漸漸拋棄了“美”“靈感”“魔法”“著迷”“魅力”等詞匯，以及“寧靜”“靜默”“親密”“驚異”這些概念。然而，這些概念始終是指引我的明燈，哪怕在我的作品中，從未能完全地實現過它們。

如何看待自己，對我來說是件困難的事。我是直覺性地進行工作。甚至不確定自己是英國建筑師，歐洲建筑師，還是國際建筑師。為避免自我評價的尷尬，我將引用一段來自Robert Maxwell的文字，它正與這第三屆普利茲克獎有關：

“尤其是在英國，對于將建筑視為藝術進行追求的態度，有一種特別的偏見。公眾對建筑的批評通常與社會或物質層面的失敗相關，這些‘幽靈’困擾著建筑實踐；但是只要不涉及到‘崇高的建筑學抱負’，這類失敗就遠算不上真正的可恥。”

然而，對我來說，建筑的“藝術性”從始至終都是最重要的。

獲得普獎之后我收到了很多“粉絲”的信件，其中的一個大信封上，手寫著一個憤怒的問題：“你今天為阻止核戰爭的發生，做出了任何貢獻嗎？”

我有點吃驚，也不覺得那天我為阻止一場核戰而做了什么。但這就是人性，我立即開始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建造”這一行為，不正是對未來的信念和一種充滿希望的行動嗎？希望我們時代的證詞，可以傳遞給后來人；希望我們所做的不僅是理智、實用、美好的，更是對我們愿望的清晰的反映；希望建造這種藝術，能與未來溝通并感動后世，就像我們自己也曾為過去所打動。

……然而這種藝術是困難的。它是對事物本質進行深刻思考后的結論，而不是對可接受度與稱贊歡呼的結論。我們很容易忘記自己是為真實的、必須看到并使用建筑的人們而建造。我們很容易忘記這些人是有著不同需求和品味的個體，而不僅僅是一個個數字。我們應該承擔起創造環境的責任，并利用擁有的機會來引導社會改善我們的棲息地，讓后世來判斷什么是藝術、什么是一時的花俏。我們應該致力于創造一種可與自然及他人和諧相處的文明。好好建設，就是面向和平的努力。

分享一個大家可能會覺得好笑，盡管我當時并不覺得有趣的故事：1940年代初我為朋友在劍橋設計的一座房子，因為看起來太現代了，所以沒能得到抵押貸款。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屬于以現代運動的先鋒觀念為基礎進行建造的那一代美國建筑師，對現代運動在藝術、技術和設計領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堅信不疑。然而，這些年我強烈地意識到，有很多陳詞濫調以“現代”之名被建造出來。盡管如此，我仍相信這一傳統能夠延續——它絕不是過去的廢墟，而是一種可以鼓舞當下的活躍的力量。

我相信建筑是一門務實的藝術。要成為藝術，就必須建立在必要性的基礎上。對我來說，表現的自由在于有分寸地推進每一項工作。達·芬奇的格言“力量生于約束，死于自由”，是多么有教益啊。

我和孩子們經常進行一個對話：“你最喜歡的顏色是什么？”而我的答案每次都是一樣的“白色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對我來說，在白色中你可以看到彩虹里的所有顏色……白色之“白”絕不僅是它自身，它總是隨著光線和天空、云層與日月等變化著的事物而改變。

我的美學，是對于光和空間的全神貫注；不是抽象的空間，不是無尺度的空間，而是其秩序和定義與光線、人的尺度以及建筑文化密切相關的空間。建筑之所以重要且持久，是因為它容納著我們，描繪著我們移動、離開、使用的場所……從這個角度來說，“白”是銳化感知、強化視覺形式力量的一種方式。

本質上，我的思考是關于空間，形式，光，以及如何制造它們。我的目標是實存，而不是幻象。我以永不停息的熱情追求它，并相信這就是建筑的靈魂。

我一直認為建筑是一門藝術。對我來說，建筑的核心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做出宣言。在建筑活動的兩極，即建筑作為儀式和作為一種保溫的手段之間，我尋求的是絕對性，以及同樣能生成形式的需求與約束。

同樣，我也嘗試著拓展藝術和建筑能夠介入的范圍。我不僅感興趣于大的建筑物，也關注著對于小尺度的討論，特別是與日常生活有關的需要——關注房間，關注能感知和觸摸到的物體。我處理永恒不變之物，以及那短暫、臨時的存在。

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只對自己負責，并能做出高度個性化的表現。作為一名建筑師，我還要對人類和社會的需求負責。人類不斷地為生存而設計，為眼下的生存，為死后的延續。藝術家和建筑師的生活與工作，就反映著這基本的人類境況。

一座建筑就是人所在的空間，是其尊嚴的背景；建筑的外觀應該是它內在和功能的反映。新建筑應能自然地融入它的環境，無論是在建筑學還是歷史層面，不應否認或粉飾我們時代的特質。你無法脫離語境地孤立“引用”歷史，歷史自有其自然連續的慣性，這一點必須得到尊重。

尤其是在“二戰”結束后，我們城市的肌理已被切割得支離破碎。巨大的交通干道橫貫于城市中，功能、形態、規模、材料、色彩都與現存城市環境完全無關的建筑物，兀然聳立。在今日，對這些“傷口”的縫合無比重要。保留下積極的一面，重建都市環境中必要的和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再次感受到漫步于古老城市之中時，那種自然親切的社區感。

就像我的妻子曾坦率地對我同為建筑師的兒子們說過的，“我們這代人建造了許多，但你們這一輩，要努力去縫合其中的所有傷口”。

至少在25年前，我已開始談論現代社會中溝通和信息的重要性。我認為對它們的重視，將超越我們對生產的關注。20世紀70年代，由于能源危機，我們的價值觀——至少在日本是這樣——從物質的轉向了非實存的，甚至是精神性的考慮。

比如，在建筑領域，被需要的不再是盒子一樣的形式，而是能與人類情感產生關聯的建筑。這種新的需求影響了設計的所有方面，從櫥窗設計，到街景，再到房屋。

我們通常用“后現代主義”來描述這種轉變。然而，我覺得，在其實際呈現中，“后現代”不過是各類美學元素的折衷混合——現代與古代，東方與西方——并已陷入了僵局。我認為，后現代主義目前還沒有、但必須找到打破這一僵局的出路。

在信息社會中，科技因素對于建筑和城市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同樣重要的還有建筑之間的關系（inter-architectural relations）。在工業社會中，對單體建筑的造價及高效使用的關注，意味著對大型功能單元整體的考慮的欠缺。而在一個高度重視信息交流的社會中，對建筑與周邊關系的考量，應與單體的表現得到同等關注。

我相信新的建筑風格將誕生于對以下三點的進一步研究：1. 關于人性、情緒、感官的元素；2. 技術智能；3. 空間的社會交互結構。對它們的理解將有助于走出當前僵局，并揭示信息社會所需要的建筑、城市類型。

首先是厚厚的石墻，拱門，然后是圓頂和拱頂——來自那些尋找著更廣闊空間的建筑師。
如今，是鋼筋混凝土以其高聳的跨度和罕見的懸臂，讓我們的想象力得以飛翔。混凝土看似千篇一律，卻可以讓建筑渾然一體，讓我們掙脫理性主義留下的過時的教條。

一種美學的追求，一種狂熱的幻想，以及一種不朽的驚喜元素，見證了今天的建筑不是以直尺為衡量依據的小工藝品，而是融入了科技的建筑：光線、創意和無拘無束，尋找著自己的建筑學風景。

正如查爾斯·波德萊爾曾說，“意外，不規則，驚喜，驚奇，是美的本質和特征”。

1928年，我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建筑系，開始了我的建筑生涯。今天，在60年后，我被授予了普利茲克獎。感謝普利茲克家族和評審團給予我這份榮譽，這是我建筑生涯的頂峰。就是這樣。

我著迷于建筑。這是真的，我不知疲倦地試圖確認自己作為建筑師的存在，去嘗試如何最好地為這個充滿矛盾、差距、不平等、甚至是激情和機會的世界做出貢獻。這是一個我們的價值觀和優先級不斷受到挑戰的世界，對于“唯一正確答案”的期待太過膚淺。

建筑只是人類環境中的一小部分，但對于實踐著它的建筑師而言，我們深信建筑有能力帶來改變，有能力啟發并豐富人類的經驗、穿透誤解帶來的障礙，并為生命的戲劇提供一個美好的背景。

繪畫中有一種即時性，是我面對建筑時所渴望的......為了找到自己的表達的本質，我想象著一個藝術家站在白色畫布前，決定著第一筆的起落。我稱此為“真相/關鍵時刻”（the moment of truth）。

建筑必須解決復雜的問題。我們必須理解并使用技術，創造安全、潔凈、尊重基地環境和鄰里的建筑，面對各種社會責任，甚至取悅客戶。但然后呢？是“真相時刻”，是元素的組合，是形式、規模、材料、顏色等等的選擇，是所有畫家和雕塑家同樣面臨著的問題。建筑當然是藝術，那些實踐著建筑之藝術的人們，無疑即是“建筑師”。

自從本屆普獎結果公布以來，我多次被記者們問及打算如何使用這筆獎金。我說，我當然要繼續完成我的房子，并把那些施工圍欄都拆掉！

我認為任何職業都無法與文化脫開關系。年輕時，我有幸學習理論與建筑之間的關系，并從中找到意義；現在，我更傾向設計與建造，著迷于在不同地方與國家建造的可能性。就好像這些不同的文化共同組成了我的建筑，使其成為一個整體，一個有能力去重組那些最初丟失了的事物碎片的整體。

我們居住在一個與帕拉第奧相似的時代，整座城市甚至整個國家的建筑都與來自俄國、英國、美國的文化進行了特殊的融合。每棟建筑看起來都是一樣的，同時又都是不一樣的。正因為此，我認為優秀的公共建筑具備重組城市的能力，讓我們的生活更自由，更顯眼，更美麗。

此時此刻，我感到有一種特殊的責任，那就是承認支持、欣賞和鼓勵的需要——心理上和物質上均如此。作為藝術家，無論你的內在直覺多么崇高，或是被培養得多么理性，這種來自外部的認可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致辭中使用的第一人稱“我們”，是指丹尼斯與我。如果沒有我的妻子與同伴：丹尼斯·斯科特·布朗，我得到的所有支持、鼓勵與學習，可能都將直接減半。今天普利茲克獎所認可的我工作成果的廣度與質量，也會大大縮減、降低。不論是理論、哲學和感性的維度，還是社會與城市、鄉土與大眾文化、從裝飾到區域設計......在我們的設計質量中，丹尼斯的投入、創造性和批判性，是至關重要的。

直至最近我才看清楚，城市與領土的大部分區域都是由平庸的元素構成。如何提高平庸且重復之物的質量？如何增強城市的美麗與紀念性？此類需求與方法，不管是在我的國家或是他處，都面臨著深刻改變。也許目前，這種嬗變是痛苦的；但最終它們將是令人著迷、具有創造力的改變。

不是傳統意義上對于建筑創作的支持，比如高科技或者工匠的扎實知識，而是介于此兩者之間、我們必須要參與的中間狀態；是一種我們在現實中緊張地探索、質疑、挖掘出的形式的，死亡與再生。

這絕非一項簡單的任務：它旨在重新找回失去的自發性，以及自發性和差異性帶來的喜悅。

能夠滿足各種外部需求、應對變革壓力的東京，一直是充滿誘惑力、令人興奮的創造新事物之地。這座城市讓建筑師和藝術家興奮不已。但同時，東京也讓人們清醒地認知到，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在我們的城市中，以進步之名發生著無數變革，卻也帶來了損害城市豐富文化遺產的代價。未來，東京將繼續作為我的榜樣和老師，指引我的工作。

作為一名建筑師，你可能會說糟糕的品味會導致糟糕的建筑。但同時，好的品味本身并不足以決定建筑和城市的設計質量，很多其他的因素會被牽扯進來。在這個語境下，品味與風格或意識形態無關，甚至與在兩種對等的設計策略中進行選擇無關。但是，對人與人居環境的敏感，或者這種敏感的缺乏，都將在最后的建筑結果中明顯呈現，且定會對建筑的好與壞造成影響。

我有這樣一種印象：我們這個時代的現代能量，以及似乎支配著人類一切活動的技術和經濟邏輯，正在把地球變成一個巨大的生產單元，所有地方都必須是“實用的”。建筑就像是來自另一個時代的東西。也正是這個時候，我意識到自己為什么想要建造。忘記課堂和理論，我開始試驗一種現代的建筑學能如何驅動一個新的城市愿景。

從那以后，我將建筑視作提供室外與室內環境的場所，而不是一個物件。它是人們需要的，能夠感受到的。即便在不經意之間，我們也常能感受到建筑的存在。我將外部的城市視作一個巨大的集合的“內部”，它有其韻律，被改變著，而人們居住于其中。我認為所有的建筑師，都要根據能體現我們時代特征的城市思考，去回應所面對的危機。

對我來說，建造與思考是一樣的。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徘徊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在虛構與實質之間，不斷地創作建筑。我一直并將持續希望的是，不僅要解決現實問題，且要通過不斷的思辨的想象來追求理想。我的目標是超越每一個障礙和挑戰，實現實質性的建筑，而不是讓理想僅僅停留在理想狀態。也就是說，我一直試圖實現由人使用的空間的“虛構性/故事性”（fictionality）。當我說“建筑的故事性”時，并不是簡單地指代故事或者表面裝飾，而是一種空間體驗的質量。

沒有進入人類精神的模糊領域——諸如幸福、情感、寧靜、緊張——建筑就無法實現它的“故事”性。這是建筑學的真正領域，但它也是一個無法被言明的領域。只有在對現實世界和虛構世界的共同思考之后，建筑作為一種表達，才能成為藝術。

房屋與建筑師這職業，與過去相比似乎都有了一些改變。但同時我反對“建筑已與過去截然不同”這一觀點。就像人們曾經的理解那樣，建筑中仍應包含“美”與“需要”等概念；可以說，我最深刻的愿望，就是建筑仍將擁有漫長的前程。

我希望這不僅僅是我個人愿望的表達，而是在歷史中呈現的結果——建筑，可作為一種永恒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在建筑學的世界中，已暢游了近五十年。它起源于在剛于奧斯陸完成建筑學業后，我與Geir Grung一同贏得了位于Lillehammer的一個博物館設計競賽。我聽從了約翰·伍重的建議，去往摩洛哥學習當地的“原始建筑”（primitive architecture）。

讓我念些在非洲的那個冬天記下的文字：“南下摩洛哥去學習原始鄉土建筑的這一程，并不是一次新知識的探索之旅。相反地，你不斷在‘識別’。你會發現賴特在塔利埃森的建造也一定與此處相似，分散且有著相同粗糙的材料結構；你會想起密斯的墻壁，與此處有著類似的無限之感。你也會在這里發現柯布的現代城鎮設計草案中，露臺和屋頂顯示出的詩意。”
這次探索幫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現代建筑。這種建筑存在于永恒的空間中。它的筆觸是匿名的，不由任何單一個體實現。

1953年，我得到了一筆法國獎學金，得以在沒有薪水的情況下于讓·普魯維的巴黎辦公室工作，并常去柯布的事務所拜訪。那時，我也親歷了“國際現代建筑協會”（CIAM）的最后一段時光，還記得柯布是怎樣站在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樓的走廊上，揮著左手向這個組織及我們所有人告別。

我最重要的一次經歷，可能是在哈馬（Hamar）建造一座位于主教堡壘遺跡旁的博物館時，對于中世紀歷史的體驗。我意識到，只有通過對當下的展示，才能真正反映出過往——如果你只是追隨著歷史，你將永遠無法真正觸及它。

我屬于這樣一代人：一生都保持著實驗精神，探索不同領域，無視學科之間的界限，重新洗牌，承擔風險，也犯錯誤。在許多不同的領域都有這樣的人，從戲劇到繪畫、電影、文學和音樂。但我們從不言及“文化”。“文化”是個脆弱的詞，在你說出它的那一剎那就會消失。

這一切都讓你天生樂觀，對未來充滿信心。但與此同時，也愛著你的過往，因此生活在對過去的感激與探索未來的熱情之間。

正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蓋茨比》結尾寫道：“于是我們奮力向前劃動，逆流而上的小船，不停地被推回到過去。”我覺得這是一幅絕妙的畫面，是人類生存狀態的象征。過去是一個安全的避難所。過去是一個永恒的誘惑。然而，未來才是我們唯一要去的地方，如果我們終歸還是要去到某個地方。

我在耶魯遇到的兩位老師，讓我體驗到美國和歐洲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保羅·魯道夫創造了一種極富活力、競爭激烈的工作室氛圍，一系列重要人物的連續造訪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環境。工作室是開放的，且經常“殺氣騰騰”。銳意進取是這里的態度，概念可以在一天之內被推翻，又在一夜間重建。判斷的唯一標準，是圖紙和模型展現出的作品最終的質量。沒有借口，沒有可替代之物，沒有任何的修飾或托詞可言。

這種“以結果論英雄”的工作室文化，是對美國精神的集中總結：只要你足夠努力，任何愿望都可能實現。對我而言，這就像是一股新鮮空氣，緩解了我離開英國的孤獨之感。美國給予了我對于自信，自由，自我認知的更深的理解。

面對著新千年的挑戰，一個擺在眼前的疑問是：如果從最廣義的角度考慮，建筑學將意味著什么？設計師、政客、建造業從業者之間的界限在哪里？良知、激勵、行動之間的區別又是什么？這些挑戰是重大且無可回避的。我們已能看見新一代巨型城市的加速成長。

目前，全球59億人口中還有20億人，除燃燒木頭或動物糞便之外，無法獲得任何能源；然而在他們之外的其他社會，一半的能源是被建筑所消耗的。所以，當這些還未發展起來的社會“追上來”后，我們的世界會變得怎樣呢？而且這是一個在未來50年內人口就會翻倍的世界。毫無疑問，這一定也是新千年中，設計業和建筑學面對的挑戰，以及需要承擔的責任。

經歷四千年的失敗之后，Photoshop和計算機終于能快速制造出烏托邦。但在今天這個儀式上，建筑學仍從根本上忠誠于砂漿。似乎只有靠近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堆積物之一，才能保證我們的行業與信譽可以再延續2000年。但世界上的其他人已經為我們解放了建筑。建筑學已經成為一個主要的隱喻，控制著所有需要概念、結構、組織、實體和形式的事物。只有我們建筑師還被困在砂漿的死海中，沒能從這次變革中得到進步。

如果我們不能打破對現實的依賴，并將建筑學理解為一種思考所有問題——從最政治的到最實際的問題的方式；如果我們不能將自身從對“永恒”的關注中解放出來，轉而思考貧困與自然的消亡等更急迫、更切近的新問題，建筑學甚至不能持續到2050年。

建筑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它擁有物理及實質上的多樣性，而不是某種意識形態的工具。悖論般地，建筑中能夠傳遞思想與意識等“非物質”的，正是其物質性。建筑的存在和延續得益于它的美，得益于它能夠吸引、鼓舞甚至激勵人們。

我們不想要完全的縮減，或者純粹的抽象。我們不是在試圖將世界精簡為所謂的僅存的“本質”。我們不是要建立一個極簡主義學派，相反，我們驚訝于極簡主義對建筑的破壞，它往往被人們與道德和完美聯系起來，并有著某種屬于新教的熱情。而相反地，對于我們設計中常常出現的“方盒子”，我們變得愈發警惕。

我始終堅信探索發現要比創新更重要。社會中的各種工作，都是由探索發掘而來，我們并沒有完全地“創造”著它們。建筑對我來說就是一條探索之路，我在觀察中學到的遠比從書本習得的多。

今年的評審團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對環境的尊重。這關系到我們未來生存的方方面面。拋開最小化能源消耗、簡單直接的技術，以及對基地、氣候、場所和文化的尊重，我的建筑就無法成立。整體上，這些考量共同構成了我實驗與表達的平臺。

*由約翰·伍重之子揚·伍重代替父親前往領獎并發言

當我的父親在戰后的丹麥開始從業，國家整體的經濟低迷，也很難有好的項目。因此他參加了許多設計競賽，而毫無疑問，贏得悉尼歌劇院這個項目是他職業生涯中一個重要轉折點。他感到世界忽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他打開了。

悉尼歌劇院項目為我們這個家族帶來了更多的與世界接觸的機會。我的父親一直影響著他周圍的人，他對人、美麗的地方、自然、顏色、光線等的喜愛，時常感染著大家。他的熱忱留給我們的，是長久的記憶。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激發地面的活力。傳統建筑學忽略了地面所具有的巨大城市潛能。地面應該被打開，并增加層次。我將人工地景和地形學的概念融入設計，同時不影響都市肌理的流動與流暢。歸根究底，建筑是為創造更多的樂趣、激發社會生活的活力而存在。現代社會從未停滯不前，空間的組合也應隨著生活模式的變化而不斷改變。

第一次看到這些設計形態，你難免會感到抽象、怪異，但這并不是我刻意為之。我關注的核心一直是關系的組織，而非自我表達。同時，這個不知疲倦的社會一直以新的特征要求、推動著建筑學，而數字設計工具的發展，也為建筑學帶來了未知的機遇。

我目前的核心關注是，發展出一種有機的建筑語言，它以新的設計工具為基礎，使我們能將高度復雜的形式流暢無縫地連接為整體。

建筑是一種看待、思考、質疑我們的世界，以及我們在其中的位置的方式。它需要一種與生俱來的求知欲，一個開放的觀察心態，一種果斷行動的意志。建筑師的成長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一個人思考，建造，組織，再思考......一遍遍重復這個過程，直到一個獨立的對于現實的理解出現，并成為此后工作的基礎。

當然，在我的項目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相似之處，這些特點使它們得以被識別為Morphosis的作品。但這不是我感興趣的地方。我更關注過程，而不是結果。我著迷于從最小的信息片段中浮現和發展出來的東西，因為它吸收了大量影響著它的現實。在這個過程中，起初，無人能預知結果。

普利茲克獎表彰建筑塑造人們生活的力量，它不僅助力于每一屆獲獎者，也鼓勵著所有建筑師去影響身邊的社會。由此，它帶來榮譽，而在其背后更重要的無疑是責任。

我相信，我們在建造當代城市的時候，也在實現著人類的最高理想。建筑也有著新的動力，有著改變空間的期待。但是建筑需要與大自然和諧共存，因為在設計被實現的同時，也利用了地球的美好資源。我們必須意識到人類所處的位置，人類是自然和建造的一部分。

城市是我們文化的心臟，是經濟的引擎，是文明的發源地.....但城市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被創造的，在設計與管理中變為文明。被忽視的城市將快速失去活力，在破敗后就將重歸野蠻。

我一直堅信，人性的、進步的建筑，能在功能性之上創造出美感。這個要求不僅是為了美本身，更重要的是，美好的房屋和公共空間能幫助生活于其中的人們，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潛能。建筑師不能漠然于政治和社會，我們有責任參與其中。

今天，建筑學有一個新的使命：不僅要塑就城市，還要尊重全球環境。建筑師或任何關心未來的人，都不能忽略氣候變化以及不斷加劇的貧富差距帶來的影響。兩者都進一步動搖著我們本已脆弱的世界，制造著無處不在的爭端，浪費著人們的潛能、威脅著我們的生存。我們知道需要做什么，我們正在尋找工具。

為了更好地居住在地球上，我們必須抵制區域、網絡、網格的都市化，這種趨勢將抹去不同地域的獨特個性，生活依賴于無限復制的辦公場所、住宅、商店，人們渴求著已知已見之物，以逃避獨立的思考與發現。我們必須以感性的、詩意的規則，替代這危險的普適。

建筑意味著轉變，組織現有之物的改變。建筑也意味著揭露，給出新的方向。建筑還意味著延長現有的歷史和過往生活的痕跡，傾聽所在之地的呼吸和脈動，分析其韻律并基于此進行創作。

小時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建筑。但有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們坐小火車去看電影，街道上的影院看起來都是那樣美好。盥洗室的空間是黃色和黑色，欄桿上有小圓點的點綴......那種美好的感覺讓我猜想，這一定就是建筑了。還有一次，我們去家附近的修道院，美輪美奐的巴洛克式教堂里，僧侶唱著圣歌。這一定也是建筑了。然后，最美妙的是，在禮拜的末尾我們走入被巖石包裹的一間小小的禮拜堂，無數蠟燭燃燒著，散發出特殊的氣味......那一定，也是建筑吧。當然，一定還有其他類似的瞬間。長大后回想，真好，在我的童年里建筑始終不曾缺席過。

那么什么是“我”的建筑？那些能震撼我心靈與精神的建筑，是我喜歡的東西，但絕不會是從雜志或與他人的談話中得來的線索。它們就是我自己。然而要如何尋找這種感覺？首先，必須全神貫注于自己希望完成的事情上，但同時，需要保持松弛，漫游，感受......然后突然之間，想法就會自然地涌現，它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金澤21世紀美術館是一個重要項目，它幫助我們明確了設計方向。藝術館位于市中心的黃金地帶。我們的出發點是“開放的美術館”這個概念，使美術館不再只屬于藝術家，還能屬于這座城市里的每一個人。當我們看到市民開心地使用建成后的美術館時，我們意識到，建筑的“開放”是多么美好，我們的目標也因這個項目而變得更加明確。

在合伙經營SANAA事務所的同時，我們還分別主持著自己的事務所。所以在同一屋檐下，并存的是三個團隊。通常，SANAA專注在國際項目和競賽上，我們各自的事務所則為朋友的住宅和私人畫廊提供服務。雖然經常會有人感到疑惑，甚至批評這太過復雜，但我們非常喜歡這種方式。在自己的團隊，我們獨自思考、與自己的想法“搏斗”；而在SANAA，我們互相啟發和評判。這種模式，為我們打開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需要一種清晰、簡單和務實的語言來重建國家和文化。沒有什么能比“被禁止的”現代運動更好地迎接這一挑戰。這不僅僅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更重要的是材料、結構和語言之間的一致性問題。若如密斯·凡·德·羅所說，“建筑是一個時代的意志轉化為空間”，那么他就為我們重新定義這一學科打開了大門，在此之前，這一學科一直受到語言學、符號學、社會學和其他相關科學的爭奪。重要的是，建筑就是“建造”，這是國家對我們的迫切要求。

葡萄牙有十個世紀的歷史，今天面臨著與其他時期類似的巨大的社會和經濟危機。葡萄牙的建筑師發現他們必須移民才能建造。正如保羅·克洛岱爾所言：“葡萄牙如同海上航船，一次次踏上歐洲。”作為建筑師，我們必須“改變”。

作為一名在學校讀了太多哲學的建筑學學生，我先是滿懷激情地擁抱了現代建筑，然后很快就把注意力轉向了后現代建筑。當我開始對現代建筑大量的人工特征感到厭倦時，我愛上了解構主義哲學和建筑。我非常興奮，甚至自己設計和建造了幾座解構主義建筑。但在整個過程中，我被同一個問題弄糊涂了，“我的建筑深深植根于我自己的文化嗎？”

與帶有強烈人類印跡的建筑相比，中國傳統建筑更接近自然，將建筑帶入了一個全新的視野。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建筑世界，我以前從未見過或學過，但它包含了比現代建筑更有價值的東西。如果“現代建筑”等同于“專業的建筑體系”，我寧愿稱自己是業余的。

我們試圖在一個不穩定的、不斷變化的社會和自然世界中建立建筑的秩序。然而，在尋找秩序的過程中，我們常常陷入傳統的解決方案，發現自己被限制在框架中。對我而言，建筑師的任務是通過創造空間，讓人們感到放松，獲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從而將人們從那些限制性的框架中解放出來。

到目前為止，那些夢想著自由和富足生活因而遷徙至城市的人們，已淪為一群被疏遠的個體。現代主義建筑在自身與自然之間筑起一堵墻，依靠技術創造與自然毫無聯系的人工環境。它以功能和效率為先，并切斷自己與當地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聯系。這種與自然的隔絕和對當地社區的排斥，是造成今天“千城一面”和“千人一面”的罪魁禍首。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了地震和海嘯。在自然的盛怒面前，人類科技無能為力。這是人類對自然的傲慢所帶來的災難。我相信，是時候讓我們重新親近大自然，向大自然的豐饒敞開我們單調的城市網格，重建更有活力和更人性化的環境了。

我經常被視為“環保設計師”，然而，當我1986年開始使用可回收材料時，還沒有人談論“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現在這些詞匯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和“商業消費品”。我使用可回收材料絕非因為時尚，而是因為我不想浪費。

神戶的紙質教堂由我的學生們用紙管建造，原計劃僅使用幾年時間，但人們很喜歡它，后來服役了十余年，然后被拆卸并運到臺灣地震災區重新搭建，成了一個永久性的教堂和社區中心。我意識到即使是紙做的建筑也可能是永久性的——只要人們喜歡。然而，即使是混凝土制成的建筑——也可能被地震摧毀——而且如果這座建筑屬于商業性質，建筑物本身和其所依托的土地也可以轉售給另一家開發商，并建造新的樓宇——它們都是臨時的。因此，建筑物是臨時還是永久，這并不取決于建筑材料，而是要看人們是否喜愛這座建筑物。這才是臨時和永久性建筑物的界定。

弗雷·奧托從來不想為永恒而建造，而是為活著的人建造。每個人都應該能夠建造自己的富有想象力的房子。建筑應該適應人們的需要，而不是相反。材料和能源的消耗以及用地面積應該是最小的，并使用可再生能源。有時，弗雷·奧托會告訴一個潛在的客戶，他根本不需要他想要的建筑。我們必須與自然一起建設，而不是與之對抗。

弗雷·奧托和生物學家合作，對自然界的設計原理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而非以之發展仿生學。他自己認為他最好的洞見是“泡沫和網，是所有生命與生命形式的源泉”。

建筑學是憑借許多學科的專業知識一起建造而成的。我無法一個人完成它，但是一個建筑師必須能夠辨別出哪一種方法更好。良好的意愿和專業的靈活性是至關重要的，這樣才能越過建筑落成的阻力。我們建筑師不用自己的雙手建造我們的項目；我們依賴于許多技術，但更依賴于工人的體力。對于所有在施工現場艱苦工作的人，我們也非常感激。

我們建筑師引為典型的不是磚塊、石頭、鋼鐵或木頭，而是生活本身。建筑是給人們生活的地方以形式。它并不比那更復雜，但也并不比那更簡單。生活的范圍從最基本的需求到最深層的欲望，從普通的活動到非凡的事件，從自我到集體。所以我想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首先要有自己的生活。我們有必要了解我們試圖主宰、照料和提升的主體。

對我們來說，建筑是在漫長旅程中實現夢想的藝術。在這段旅程中，我們追求的是含有整個宇宙的建筑，而宇宙是由一張最精致的紙構成的，這張紙上寫著詩人的詩句，幫助我們理解宇宙。

我們必須承認這可能并不容易，但我們仍承諾，要喚醒生活在我們創造的空間中的人的情感。要意識到他們的人生經驗，要理解事物的真實本質，要超越既定的東西，要達到新的和意想不到的結果。建筑就像音樂，但不會那么短暫。它像詩歌，但更平淡。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想要感受并讓他人感受。它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將其奉獻給別人。我們想繼續做夢，一次又一次地醒來，生活在此處和其他奇幻的現實中。

經過60多年的實踐，我發現我求索的正是要修正差異，最終將異質與同質融合在一起。我發現自己有一種傾向，那就是去教導、去學習，去向棲息之所的真實本質發問。這引導我去設計整合的、交織的場所和街道，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最后，類似于我們印度的三位一體概念，設計亦描繪了創造、保存和轉世的過程。

我也試圖去接觸更大的社會，并漸漸明白時間和精力才是真正的資源。如果我能在我的建筑布局、單體及集群與鄰里的設計嘗試中，利用好這些資源，也許就能到達和諧、包容、團結、謙遜、合作等境界。

什么是建筑？有各種含義。

首先，把建筑說成是藝術，也許每個人都能理解。然而，自上世紀末以來，藝術的意義發生了變化，藝術的消失也一直被預言。如今，將建筑作為藝術還遠遠不夠。同樣的，建筑也開始擴張，建筑師的工作不僅僅是設計藝術，更要將國家、城市、住房、社會、信息系統、商業策略、國際外交策略等納入廣義的設計范疇。當今的建筑師，可以從作為工程師的建筑師，到作為戰略家的建筑師。 四十年前，杰伊·普利茲克召集了建造創新的現代建筑的人們，聚集在芝加哥。這是一個為了建立國際建筑獎的咨詢會議，我是該小組的成員，也是唯一的非美國人。“建筑”這個詞在現代社會中的使用始于佛羅倫薩，聚集在美第奇家族周圍的文人“發明”了它。那次在芝加哥的聚會是為了給取得建筑成就的人設立一個獎項，杰伊·普利茲克堅定地希望像現代美第奇家族那樣，促進這個贊助體系。第一次頒獎始于1979年，在第一個十年里就確定了方向。 今天，所有內容都包含在我們創建的架構中。預計將來也會討論此類重要問題，這些對于普利茲克獎的范式轉變具有重要意義。考慮什么是建筑，及其在未來的角色，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挑戰。作為一名建筑師，我非常高興能夠獲得普利茲克獎，我見證了這個獎項的誕生，也見證了建筑在這個重要轉折點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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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過往41屆普利茲克建筑獎得主領獎辭，都在關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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